yais 改革宪法则是指国家在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的广泛领域面临形势和任务的重大变化时期的宪法，它旨在促进改革，确认和巩固改革成果，为改革提供指引，将改革成果及时合法化。
宪法序言中没有明确反映邓小平的上述发展理念，可能有多种原因，其中之一可能是，这个理念当时还没有形成党内共识。但实践中，一个事项如果超越了本行政区域， 与其他行政区域发生牵连，可能就不能一概地视为地方性事务，或者即使属于执行法律行政法规的事项， 但地方也不能立法了。
本地区工作中具有在更大范围推广价值的经验做法和意见建议。宪法总纲和国家机构中关于行政区域的划分以及国家机构的有关规定，其立足点是有利于处理中央与地方、上级行政区域与下级行政区域之间的关系，也没有考虑横向的行政区域之间的关系。但是，中央权威是在处理与地方的关系中体现出来的，并且有可能呈现出彼此消长的特点。在人大及其常委会和同级政府之下，还有人大常委会的内部组织以及政府的组成部门和内设机构能否横向协同立法的问题。如果把现在的协同立法放到国家结构形式的安定性上来进行深层考量，就会发现，它存在并完全可能引起两方面的困境： 一方面，基于不允许出现山头倾向和向中央闹独立性的基本精神， 宪法关于行政区划的规定， 是不包括或者不允许行政区域之间的横向协调发展包括协同立法的。
这一协同立法工作在很大程度上打乱了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下的纵向地方国家机关体系，与宪法和地方组织法等法律关于地方国家机关行使职权范围的规定明显不符。区域协同立法面临的 合宪合法性困境 区域协同立法的合宪合法性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４）工作决策意义上的责任规范，例如第９０条规定讨论决定本部门工作的重大问题。
例如，审判机关的案件审理过程如何体现民主，这就与权力机关遵循的选举民主形式不相同。董必武也谈到政府的权力是由人民代表大会给的，它的工作要受人民代表大会限制，规定了才能做，没有规定就不能做。（２）取向于结果的问责规范，例如第７７条规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受原选举单位的监督。马克思对分权学说的批判归根结底是对第二种自由历史局限性的揭露。
在民主集中制规范的价值基础上，有学者指出民主集中制的实质还是议行合一，确有道理。一、中国民主集中制的理论内涵 民主集中制是列宁１９０６年在《提交俄国社会民主工党统一代表大会的策略纲领》中系统提出，俄文原意为民主的中央集权制或民主的集中制，在列宁看来，无产阶级政党在落后国家要取得革命胜利，必须有强大的统一和集体力量，在他的国家理论中，则主要是系统总结马克思公社制与议行合一思想基础上，为克服联邦主义，强调中央集权而提出，后来增加了以民主为基础的集中的内涵。
正是基于这样的反思和前述总结，我们可以将民主集中制的宪法规范分为侧重实现民主正当性的设立规范，它产生并制约宪法上的国家机构，最终确保全体人民更好行使国家权力。为了实现民主功能，必须加强权力集中，民主集中制不但成为国家机构宏观的组织原则，也成为一切国家机构内部的活动规则。随着国家机构改革的深入，它必然需要提炼更多的实现形式，在国家机关内部是否能够、如何贯彻这个原则也需要更深入思考。为了充实和发展民主集中制，八二宪法还通过历次修改规定了一些新的执行机构的设立规范，例如：第７９条恢复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副主席，并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产生。
第二，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对人民负责，受人民监督表明了权力机关行使权力的受制约性。各等级是与政府相对立的人民，不过是缩小了的人民。所谓民主正当性，就是坚持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对于其他国家机构的有效约束，同时根据实践的需要创造更多、更具体的民主实现形式，尤其要注意到不同国家机构基于治理复杂性而不断出现组织与功能分化，从而带来不同的民主样态。由它产生、对它负责、受它监督正是对执行机关在横向关系上设立的基本要求，负责与监督归根结底都来自于产生所发生的效应。
人民与代表同一性不是一个经验描述，而是一个逻辑判断。然而，我们更必须注意到它在当代中国肩负着实现民主正当性和治理有效性的双重目标，从而在宪法上具体化为设立规范、活动规范和相邻规范，既产生拘束人大与其他国家机关之间的垂直效力，也在不同国家机关之间发生水平效力，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规范体系。
议行合一体制在国家机构层面就是把代表机构由清谈馆变为‘实干的机构。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关系只能是二者必居其一：或者是政治国家同市民社会分离。
根据这个原则，从中央来说，主要是加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阶段，一切由人民会议制度或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产生的国家机关都是执行机关，这就是为什么《共同纲领》和五四宪法规定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原则的根源。由此，我们可以理解为这是一种综合考虑专业知识、特定技能、职业观念、工作方式与程序等方面，并合理评估权力行使所要支付的制度性成本所形成的功能主义原则。受质询的机关必须负责答复。最后，公民自由或法律自由是小写的人的自由，在《论犹太人问题》里，马克思指出资产阶级革命使得国家摆脱宗教统治、实现了政治解放，但不是人的解放，人的解放追求彻底的社会自由，它依靠每一个人参与政治生活的广泛性和平等性，成为真正的国家主人来实现。通说认为，宪法第３条第２、３、４款分别从人民与人民代表大会、人民代表大会与其他国家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与地方国家机关三个方面具体化了该原则。
分权原则与民主集中制最大的差异就在于权力来源不同。第一，执行的来源制约性。
又如，根据宪法第１２７条第２款规定，监察机关与检察机关在办案过程中存在互相制约的规范要求，但在《国家监察法》的规定里，监察机关对于检察机关的制约较为明显，检察机关对监察机关办案程序及结果进行充分制约的规范设计则略嫌不足。这种自由得以实现的关键就在于国家要从政治解放走向社会解放，政治解放的限度一开始就表现在：即使人还没有真正摆脱某种限制，国家也可以摆脱这种限制，即使人还不是自由人，国家也可以成为自由国家。
组织职权配置也就是根据具体的国家任务，恰当明确国家机构的职能，并根据其职能完成的需要合理配置其权限，从而最大化激发该机构的效能，最好完成治理任务。四、活动规范的体系建构 活动规范关系到民主意志在单个国家机构中的集中、高效执行，并在这个过程中接受民主制约。
该规范的内涵我们可以从法教义学上提炼出如下原理，并进一步厘清民主集中制与分权理论的区别： 第一，人民行使国家权力表明人民掌握国家权力的直接性，可以通过缩小代表鸿沟制约权力机关。新增第９３条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这里的重要考虑就是根据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军队从来是政权的重要组成部分，设立国家最高军队统帅力量有利于捍卫民主。例如，八二宪法就对全国人大的职权配置进行了制约，它将１９７８年宪法规定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认为应当由它行使的其他职权改为应当由最高国家权力机关行使的其他职权，其用意在于从严格的法制观念出发，全国人大虽然拥有最高国家权力，是修改宪法、制定和修改法律的机关，但宪法和法律一经制定出来，在未被修改以前，全国人大自己也应当遵守，而不能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宪法改写了这一款是完全必要的。即便对于作为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其权力也是受到宪法规范限制的。
前几部宪法都讲了要实行民主集中制，但什么是民主集中制，宪法从来没有明确作出规定。三、设立规范的体系建构 民主集中制在宪法文本上的具体规范体现一直是中国宪法史和宪法学关注的核心。
所谓组织趋同，就是在某种制度框架里，执行不同任务、具有不同专业技术的组织往往会发生自觉协调彼此行动，提高整体效率的现象。第一个原则直接服务于民主正当性目标，第二、三个原则明显是分别对国家机关的自身活动与相互关系提出了治理有效性的追求。
其主要存在分工、配合与制约三种规范要求。全国人大常委会是人大的常设机关，它的组成人员也可以说是人大的常务代表，人数少，可以经常开会，进行繁重的立法工作和其他经常工作。
作者：王旭，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一）通过设立规范制约权力机关 根据前文所述，设立规范的原理在于民主制约原理，只有平等体现全体人民的共同意志与利益的民主制度才具有最高性，这种民主最终拟制为属于全体人民平等分享，而非任何一个国家机关，这正是社会主义平等式自由观的核心要义。组织社会学上的模仿趋同是指，当某一个组织自身由于能力不足产生不确定的时候，往往会通过学习另一个组织来塑造自身，在实践中就表现为配合请求。民主体制下则认为议会的权力最终来自于国民，它在法律上是代表国民的机关。
（２）工作程序意义上的责任规范，例如第８８条规定的总理召集和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和国务院全体会议。又如，全国人大并不能领导地方人大，相反它是由地方省一级人大选举产生，形成一种组织人事上的反向制约，且根据宪法第９９条的规定，地方人大在本级行政区域里享有相当大的自主权力。
宪法上主要规定的是传统的决定—执行关系。正如董必武所论述我们得到这个政权以后一定要维护这个政权，巩固这个政权，发展和建设这个政权，什么人掌握政权，执行什么样的政策，这是决定政权性质的基本因素，仅看什么人掌握政权还不够，还要看他执行的是什么样的政策。
我国国大人多，全国人大代表的人数不宜太少，选举法第１５条规定了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名额不超过三千人。标准化趋同则是指某一个组织通过自身的权威性专业标准强制另一个组织在行为上予以尊重，在宪法上这就表现为国家机关之间的制约，通过制约实现尊重，通过尊重实现协同。
